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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 《南都周刊》第21期封面报道:"全民大战小升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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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jpg

    0 F" L: k; d: J2 v) ]4 B' e
    8 a/ ^7 `% O, s; e& Z天价培训的背后
    8 x% [  M  l- L5 B在整个中小学培训市场中,培训机构也许是最尴尬的角色。在一片喊打声中,这些小升初“拼爹”现象最直接的始作俑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我们学校今年的日子恐怕不大好过。”40岁的刘建军(化名)忧心忡忡地说。原本是特级教师的他,在几年前小升初培训刚开始红火时,辞去教职来到目前这家培训机构,希望能在公司上市时分一杯羹。但几年下来,公司的发展没想到却越来越举步维艰,现在连至关重要的“推优”名额,都岌岌可危。

    应该说,在此之前,刘所在的公司与北京某著名中学的合作还算是愉快的。学校以师资和品牌入股公司成为董事会的大股东,而公司则靠学校的品牌和名牌教师的口碑,以及拥有“推优”名额的暗示,在外地的电视台和报纸大做广告,办分校,招学生。

    这个模式的缺点是,推优名额总是有限的,不可能随着招生越来越多而无限制增长;但优点也显而易见:简单,来钱快。尽管公司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限制,但真金白银却是实打实的,公司甚至还用预收的培训费,在过去几年北京蒸蒸日上的房地产市场上,狠狠赚了一笔。

    事实上,这样的“资本运作”在北京很多现金充裕的小升初培训机构中并不鲜见。例如,在纽交所上市的学而思,去年花3.9亿在北京买了一处7500平米的写字楼;而今年2月又传出消息说,同在纽交所上市的新东方斥资10亿买下北京中关村25000平米的“欧美汇”。

    既然是生意,便没有永远的朋友。几天前媒体曝光的一个“天价小升初培训”名单里,刘建军所在的机构也被点了名,在公司紧急召开的董事会上,校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保证现金流,以防再给学校抹黑;二是外地招生不能再打学校的旗号;三是推优名额要减少。

    这并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培训机构与学校间的暧昧关系。过去几年里,每到五六月小升初培训班招新的考试季节,都有媒体指名道姓点出具体的机构和学校,害得很多培训机构发放考试通知,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一种被外界称为“密电”的方式。

    现在的刘建军有些无所适从。公司管理层已经获知,招生的“冠名权”和被分流的推优名额,已经到了学校的另一位“老关系”手里,后者正在加紧招兵买马。可以预想的是,学校与“老关系”合办的新公司成立之时,就是刘所在公司“失宠”之日。

    最尴尬的角色

    在整个中小学培训市场中,培训机构也许是最尴尬的角色。

    一方面, 小升初的“天价培训”确实存在。据德勤报告预测,2012年中国教育市场将达到9600亿元人民币,而根据IDC报告,2011年至2014年中国辅导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美元至330亿美元,2011年至201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小升初”等被称为“K12”的中小学课外辅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全国“小升初”学生的状况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小升初”择校热在全国仍较为普遍。在被调查者中,51%的小孩为“小升初”参加奥数培优累计超三年,57%的小孩参加“小升初”占坑班超两个。这绝对耗资不菲。德勤一位管理人士此前曾估算,北京约有八成学生接受中小学课外辅导,这需要花掉一个年收入10万的家庭每年1/3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在全国数万家中小学同步辅导培训机构中,却只培育出了寥寥4家上市企业。由于高企不下的运营和营销费用,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亏损的,这导致该行业的整合程度极低—新东方、学而思、学大、安博,以及还未上市的巨人,该项业务营收加在一起,还不到整个市场的2%。这一点上,它们甚至不如标准化程度极低的中餐连锁。

    而无法在国内上市的政策现状,也导致如此高速发展的行业,资本运作却并不够活跃。到目前为止,除了投资巨人的启明创投和SIG,投资学大教育的鼎晖创投,投资新东方和学而思的老虎基金,这一领域活跃的资金寥寥可数,而投资环球雅思的软银赛富,早已通过出售壳资源脱身而去。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极其不规范的行业。在5月初新东方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坦承,公立体系与培训机构的私下交易“特别恐怖”,即便是作为上市公司的新东方,也不排除有人“(通过腐败和潜规则)在做”。

    “一些校长的口味越来越重,要钱越来越多。原来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联合起来输送学生,说: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学生业余培训都交给你做了。校长要3万,过了两个月,要5万,你不给我就让别的培训机构来做。这个培训机构一算,发现大头全到公立学校个人腰包里了,培训机构拿小头,不但赚不到钱,而且还解不了套。”俞敏洪说。

    治与乱的循环

    至少从坊间的小道消息来看,刘建军的前途并不容乐观。消息说,下一步北京市可能全市取消推优制度,同时取消各初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力,是否代之以更严格的全面“电脑派位”,则不得而知。

    俞敏洪也在公开场合暗示了这一点,他说,未来政府“一定会出手打掉一批”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俞甚至猜测了这项行动的一些细节:“(政府)只要出台一个政策就可以了,他定几个规矩,让你交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抵押金,交完了以后只要发现你跟公立学校联合竞争、占坑,这个押金没收;只要发现你有贿赂,就押金没收。有多少机构能够交得起这个押金?交得起你还敢做跟公立学校合作的事情吗?不敢,那就关门吧。”

    这已经不是民间培训机构第一次“挨打”。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非营利性质,曾禁止民间创办培训机构,于是有了当年俞敏洪“提着浆糊刷小广告躲城管”的段子。此外,2003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部分承认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质,但由于法规中关于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界定不清,导致工商部门不欢迎学校注册,在上海等地,甚至从2009年起即不再批准教育培训类企业的注册申请。

    尽管有专家指出,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才是治本的关键,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项法规的修订远未进入程序。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便现在就进入修订程序,真正实施也将在5年之后。

    眼下,至少在北京,针对“条子生”、“共建生”和“特长生”的清理已经开始。根据北京市委常委会近日发布的《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问题的意见》,“捐资助学”将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此外,《意见》还明确禁止学校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等行为;禁止公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

    事实上,即便不打,小升初“拼爹”的模式似乎也已经难以为继。随着市场的饱和,已经融资和上市的大型培训机构发现,由于不同城市间资源分配的垄断性,想要在其他城市实现快速复制和扩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前几年北京培训机构进军上海市场的铩羽而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点在市场增速这一指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投行Jefferies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中国教育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尽管中小学同步辅导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中,但增速却在放缓,以前述4家海外上市培训公司为例,2009年最高者取得了216%的增速,最低的也有42%,但2010年增速变为30%到78%之间,而2011年的增速只有17%到32%。Jefferies预计,这一速度将在2012年进一步放慢。

    不仅如此,有迹象显示,在一线城市,新一代家长已经对追逐小升初“赢在起跑线上”产生厌倦和反感。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字是,高考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百万生源的同时,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连续三年保持24%以上的增速,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3.97万人。

    现在,刘建军正在犹豫,自己以及孩子到底要不要摆脱这样“打与放”之间的无尽循环。但时间不等人,就在记者发稿前一天,他走进离家三站地远的一家“占坑班”,给自己正念小学4年级的儿子,交上了一年的学费。

    至于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再跳一次槽吗?刘建军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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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蹲坑”: V* J+ P! G- ^! n2 k

    “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而最好的学校总是有限的,这样挑选是必然的。而大政策下的统一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又闸住了挑选口子,于是点招、蹲坑、特长生、推优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就出来了,家庭最终也被裹挟了进来”,北京海淀区某重点中学一老师无奈之下坚定奉劝:真要小升初,“蹲坑”还是要赶早。

    0.jpg

    特约记者_杨晓红 北京报道  插图_丑丑

    进入5月底,北京已是夏天。要到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天气才会慢慢凉快起来。这天吃过晚饭,方欣怡(化名)带着儿子到楼下小花园散步。

    这块巴掌般大小的小花园,中间有一块不规则空地,设置了一些健身设施,是小区唯一的一块公共活动场所。闲逛中,方欣怡突然发现,跟儿子同校的一个邻居小姑娘,几个月不见,竟穿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校服。

    方走过去跟小姑娘妈妈闲聊,才知道去年年底小姑娘已转学到了西城区,并且提前跳级上了初一。方欣怡听完,吃惊得差点连嘴巴都忘了合上:“原来还可以这样上中学呀?”

    方欣怡儿子跟小姑娘相差不过两岁,以前小姑娘妈妈总在抱怨小升初难搞,如今居然想出这招“曲线救国”方式……据说,小姑娘跳级前还末上完的课程,也是家里花大价钱请人课外补上的。看着场子里正跟一群孩子嬉闹转圈的儿子,方欣怡心里一阵添堵:再过几年,自己儿子怎办?

    先“蹲对坑”再说

    方欣怡在朝阳区一家中资银行上班。四年前,全家从南方一座城市搬到北京。当时正准备上小学的儿子,也跟着来到北京。

    由于户口不在京,让小孩上学曾让方家大为头痛。咨询过家庭所在地附近的好几所学校,它们都对非户籍孩子入学表示爱莫能助。最后千兜万转,还是方所在单位出面,以与学校共建的方式,最终让孩子进了海淀区一所小学。

    眨眼几年过去,方欣怡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小升初又像一座黑色大山,开始一步步逼近自己的生活。小学三年级末,儿子班换班主任。班主任王老师在告别这个班级之前,特意约方欣怡吃过一顿饭。吃饭期间,在提到未来即将面临的小升初问题时,王老师隐隐绰绰建议:像你们这种情况,要提前多做些准备……也是这次在同王老师的谈话中,方第一次听到了“蹲坑班”这个名词。

    这是近两年北京小升初圈子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一些重点中学往往开办一些针对小学课程的课外班或培训学校,利用寒暑假和周末时间讲授奥数、英语等课程。同时,这些学校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向家长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学校将来会从这些课外班中选拔优秀人才,参加这些课外班的孩子在报考本校时会有“优先权”。

    也就是说,要想上某所重点学校,参加这所学校挂钩的培训班是一条必经之路,这种课外班有点“占位”的性质,俗称“蹲坑班”。

    在北京,由于历史原因,西城、东城、海淀三区教育实力最强,名校众多,也是每年小升初激烈竞争之所在。北京教育界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西城如高原,教育实力普遍拔高;东城如平原,不高不低,亦堪一马平川;海淀峰壑耸立,譬如丘陵,高者极高,低者极低。方家即处于以众多高校、科研院所集中的海淀区。

    春节刚过,方欣怡接到儿子学校通知:要求带孩子去海淀中关村做一次龙校选拔考试。龙校是一家校外培训机构,但龙校与“龙门客栈”中学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由于历年北京家长们对那些挤破门槛的优秀中学又恨又爱,于是各所名校有了不同的代称,比如北大附中被称为“御林军”,显示其皇家园林学校的由来;清华附中被称为“龙门客栈”,显示其武功高强;以及101中学被简称为“斑点狗”等。

    尽管方家对小孩要不要上拔高班,有过纠结,但前班主任忠告在先,方欣怡还是坚持带儿子去参加选拔考试。等到达那座考试指点大厦才发现:考试在四楼,一楼大厅里早已塞满了成百上千的家长们。考试在中午进行,可有些家长一清早就带孩子过来了,在楼下足足等了三四个小时才入考场。楼下一咖啡厅里,空气污浊,横七竖八坐满了焦急等待的家长们。

    三小时后,方欣怡从密集得推搡不开的人缝里接到儿子,也没来得及问一句,就赶紧打车逃离了现场。对能否被录取,方家没多大信心,也不愿去多打听,毕竟他们儿子在小学入学考试时,就差一点因英语基础不够好而被涮。让方欣怡惊喜的是:半个月后,小学重新开学,他们家儿子英语、数学全部得到了龙校的录取。等到为龙校缴费时,校门口又是一大堵:每学期每门课收费2000—3000元,但前来等待缴费的家长从校门口一直拥挤到了校外几十米的马路上。

    守在校门口维持秩序的两名龙校老师负责给家长们一批批交纸条,凭纸条才有缴费资格。家长们一边等待一边抱怨:等着送钱呵,还这么难?一些比较懂行的家长们则私下在交流,认为这是一个“金坑”班,还是值得上。

    原来北京小升初所谓的“蹲坑班”中,共有“金银土粪”四种坑,其中“金坑”,是指培训机构与未来所要就读的中学之前有直接关系,在培训机构上学的孩子,如果表现出色,很可能直接由培训机构向中学进行推荐录取;“银坑”班则是指培训机构与未来就读中学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一种课外辅导班;“土坑”班就更疏远一些,最差是“粪坑”班,即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只管收钱,未来根本不会理孩子与小升初有任何关系。

    “除非是直系第二代、第三代教师子弟,迟早要上,所以不仅要‘蹲对坑’,而且越趁早越好。”方欣怡儿子同班同学小乐的妈妈,神神秘秘地对方欣怡讲,“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而最好的学校总是有限的,这样挑选是必然的。而大政策下的统一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又闸住了挑选口子,你想结果会怎样?”

    即使是交钱,如果不是因为同属一所大学所办,想进龙校“金坑”班也是难上加难,小乐妈妈透露,这所小学是因为有校方优惠,所以才让孩子同等素质情况下优先报班录取。

    “夹心孩子”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蹲坑”班课程也顺利展开。方欣怡打听了一下,她儿子班共38个孩子,其中除学校子弟和少数几个军人子弟外,其他孩子基本上都报了这个为小升初选拔作准备的校外培训班。而且培训班上课的教室,也就设在小学内,只不过每周未只需上半天课而已。

    龙校的课程难度系数比小学课本明显加大。第一周校外培训课,方欣怡在儿子书包找到一张培训班通知:规定凡上龙校的孩子,第一次上课觉得不合适,全额退款;上完第二次课觉得不合适,50%退款;如果上完第三次课,不管是否合适继续学习,一律不再退款。

    这张通知单搞得方欣怡很是惴惴不安,周末一看见儿子下课回来,总忍不住问:“(今天上课)感觉如何呀?”、“听得懂吗?”小男孩也总是回答:“还行。”、“有些懂有些不懂。”

    每次孩子上完培训班后,方都会找出他带回来一堆纷纷扬扬的练习卷翻看,发现英语基本都在上《新概念英语2》或《新概念英语3》的内容,数学基本都是奥数训练题,老师负责讲例题,然后发大量练习卷让孩子们课后训练,两门课的难度,均早已远远超出小学课本的同级教学难度。尤其是奥数题,方欣怡自己都看着头晕。

    “比如1999年,一个青年说,今年我的生日已过了,我现在的年龄正好是我出生年份的四个数字之和。这个青年是哪年出生的?”对这些拗口的奥数题,方欣怡开始还拿着去找单位同事帮忙,结果发现成人们大多脑筋无法急转弯,最终解题成了一场笑闹剧。

    一个学期未上完,方欣怡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儿子明显露出学习吃力的症状,每到周未,都恨不能编出个理由来不去上课。他最经常说的就是:不舒服,能不能不去上课呀?但所有的上课费已经缴了,而且如果这个班都坚持不下来,更遑论后边小升初选拔了。方欣怡很矛盾,找了个时间约儿子同学灏灏的妈妈咨询这个事。

    因为是“龙门客栈”学校子弟,所以灏灏未来小升初是可以直招入学的。灏灏爸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灏灏妈则全职陪伴儿子上小学。她们在回龙观有套大房子,但为了儿子上学方便,还在小学附近专门租了一套房平时居住。一天放学,方欣怡和灏灏妈站在校门口,对“蹲坑班”进行议论。

    “课肯定还是得继续上下去,不能半途而废。”灏灏妈称,即使他们家儿子不需要与其他孩子一样拼挤,但为了保险起见,最近也送他到了校外另一家大型培训机构去上了奥数课。“我担心未来上高中,是否还会与这个东西有关,先备着没错。”

    在灏灏妈那儿,方欣怡知道,在北京,为争夺优秀的中学资源,除了电脑派位这种广为人知的小升初升学办法外,竟还有其他15种升学方式,比如秘不可言的密选,即一般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统测结束之后,尽管教育部门对学生统测成绩秘而不宣,但一些优秀中学希望能招到优质生源,于是中学总有办法找到统测高分学生,在小学推优之前,向目标高分生征求就读意见。被某中学密选上的孩子,最终几乎100%都能上到理想中学。

    再有就是“点招”,即上某目标中学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办的培训班,然后由培训机构直接将优秀学生向中学推荐,这种命中率较高。经测算,2009年北京三个教育强区——东城、西城、海淀区各区“点招”的学生名额,均占22%—24%,招录比例惊人相似。

    此外,还有“占坑”、“自选”、“推优”、“特长生”、“共建生”、“子弟生”、“双拥生”、“定向生”、“直升”、“寄宿”、“私立生”、“随班就读生”、“条子生”,以及“电脑大派位”等小升初方式,每种方式的操作路径均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方欣怡发现,各级教委最冠冕堂皇强调的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方式,都是被家长们八仙过海尽显神通之后,摆在最后成了一种垫底升学办法。

    等方欣怡花了足够时间了解清楚后,猛然醒悟:对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而言,他们完全有机会走“推优”、“点招”、“特长生”等方式,倒是自己儿子那种成绩中不溜秋的绝大多数“夹心孩子”,大多进了“蹲坑”班学习。斗争一段时间后,方欣怡决定再为儿子额外请一个家教补习,以便继续“蹲”下去。

    获奖证书很硬

    由于家住在全国最有名的两所高校附近,找家教补习的事倒没费多少心思。按约定价格,周五每次两小时,300元补课费。

    前来上课的小伙子正在某高校读研究生二年级,数学系学生,更重要的是,这位高材生当年完全是因为参加奥数竞赛,而一路保送进这所最牛学府的。自此,方欣怡一到周未,就提前往家里赶,守着儿子跟补习老师上课。

    这位补习老师对教小学阶段的奥数题显得游刃有余。据小伙子讲,像他这样校外担任补习的同学特别多,除了在学校周边兼职,他们更多是去一些民办培训机构上课,“也都是讲奥数题”,目前虽还未到假期,而他的补习地点已经安排到了河北、上海、安徽等地。

    除了给方欣怡儿子上补习课,这名数学系高材生还同时负责给一路之隔的另一朋友家小孩补习。“我们那时保送上大学很不一样,好多其它高中生要上的课,我们可以不考,我们只被教练要求拿奥赛奖,从市队到省队,再到国家级比赛,主要看拿奖多少。”

    每当方欣怡小心翼翼请教这名昔日的奥赛冠军时,发现其实直到今天,各种获奖证书还是小升初的硬道理。让方欣怡欣慰的是:研究生老师教得轻松,儿子数学成绩明显提高。

    “按小学大纲来教来考试,每年级每门课上90分以上的一大片,让中学如何去挑选优等生,而要想让你目标中学的老师们能了解孩子综合素质,目前手段还是有限得很,除非你找关系,提前跟目标中学的课任老师、或校领导沟通。”朋友的孩子今年正赶上小升初,他妈妈吴美琴(化名)从年初至今,几乎没停止过折腾。5月底,他们家儿子终于上了一所理想中学。“其中最关键一个因素是小朋友去年参加北京市奥数比赛,得了‘迎春杯’一等奖,这是硬件。”吴美琴说,尽管托了人去跟目标中学讲情,但没有获奖证书,能不能进(这个学校)肯定是个未知数。

    5月初,北京西城、海淀等区相继公布了今年的小升初政策及入学招生步骤。按计划,在各片区小学完成推优之后,接下来是艺术、科技和体育类特长生考试;再接下来才是6—7月份的电脑大派位。而北京市教委统计,今年小升初学生达到25万人左右,比去年再增加2万人。刚刚从小升初大战中缓过劲来的吴美琴感叹:“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没有证书证明比较麻烦。”

    在一个颇受家长青睐的奥数网上,编辑特意将海淀区推优加分的细节进行了披露。海淀区推优共有48项,总分100分。比如荣誉称号这一项,最高分30分,最低分8分,比如获得过全国十佳少先队、全国十佳少先队标兵、北京市金帆奖等均评分30分,北京市银帆奖、市长奖28分;边续三年校三好学生8分等;第二项为总分60分的素质打分,涉及五年级全区三科统测成绩等;第三项则是科技、艺术类竞赛成绩获奖情况,最高6分,最低1分;最后一项得分是学生干部岗位,担任学生干部最高可得4分,最低2分。

    作为非京户籍,如果孩子成绩不是特别拔尖,那么大多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进收费高昂的国际班,费用非普通家庭所能承受;再就是进共建班(父母单位与学校有共建关系),或者找关系进“条子班”。与前一种完全由家长承担一切高学费外,后两种也要缴借读费,以前一年一万多的借读费,近年部分小学已涨到2-3万元/年。

    除了上龙校和课后补习,方欣怡不忍心再让儿子上更多的补习班,尽管她知道儿子同学中,有不少人同时上着几家“蹲坑”班,希望能同时增加几份录取希望。

    进入5月底,今年小升初接近尘埃落定。方欣怡注意到,各小升初论坛里,就在学生家长们热火朝天讨论各种小升初路径、传授五花八门的秘招,或直接打听有无相熟人员在中学或市区教委时,一则今年北京市小升初“坚持电脑派位为主、其它方式为辅”的政策全文就不时滚动在网页上。

    该政策文件明明白白写着:严禁各中学自行设计各种选拔考试招生、严查个人以捐资助学方式进入中学的各种乱收费现象等。一开始,家长还有心情调侃一下这些年年喊年年不能落实、反而让小升初大战更加火上浇油的政策,逼近6月,论坛里的家长似乎都对这些纸面政策完全免疫、视而不见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北京奥数“迎春杯”取消后,孩子还能学点啥?还可能去哪拿到更硬的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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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笑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太操之过急了,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话慢条斯理但又神色坚毅的陈春梅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她必须看得更长远,才能让孩子在将来获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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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_周鹏  广州报道  插图_丑丑

    5月19日,上千名小学生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里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考验。在这个闷热和暴雨夹杂的周六,从早晨到傍晚,除了中午两小时外,他们都在不停地应试。

    考场警戒线外,他们的家长像蚂蚁一样排坐在路边石阶上。这些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因为孩子的前程聚集在了一起。一些人在热烈地聊着这场考试,一位中年女士大声说:“孩子肯定考不上的,就当是练兵吧。”这个悲观预言马上就得到了周围不少人的认同。

    当天是广东奥林匹克学校的考试时间,小学生要参加包括数学、语文、英语、心理等项目在内的五轮考试。其中的优胜者将获得就读该校初中一年级的入场券。

    这所由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承办的学校,是无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梦寐以求的目标——去年,在广东排名数一数二的华师附中有超过87%的高中毕业生考入了重点大学,而在学校里成绩处于顶尖水平的奥校学生们,除大部分直接被保送到北大、清华等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外,还有相当数量考入了海外名校。

    但只有少数人能挤入这个充满机遇的舞台。广东奥林匹克学校的招生简章显示,初中一年级今年只招收80名学生。对绝大多数注定会落选的学生而言,他们将不得不参加另一轮考试,与数量更多的同龄人进行另一场也不轻松的较量。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梦想:考上一所好初中。

    远大理想

    为了这个梦想,王晓涵已经奋斗了多年。

    对这位12岁的小男孩而言,过去半年里的每个星期六,都是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考验——他要在一天内辗转广州市的三个地方,参加三轮课外奥数辅导。早晨七点钟跟随母亲陈春梅出门搭上公交车后,差不多要到晚上十点过后才能回到家里。陈春梅说,在这一天内,她和儿子会“走遍广州的东南西北”。

    “我会从早到晚陪着他。”陈春梅说,孩子在辅导班上课时,她会在附近的商场里溜达,或者找一家快餐店坐在里面看书。有时候她也会像不少同样疲倦的家长一样,安静地坐在辅导班的最后一排,陪孩子们一起听连成年人也头痛不已的奥数课。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看到,家长也在跟他一起努力。”曾经是一名英语教师的陈春梅说。因为母亲职业的原因,在王晓涵才七个月大时,他家里的音箱就总是传出各种英文原声动画片的对话。

    陈春梅为王晓涵的成长倾注了心血——早在2003年,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在与丈夫商量后,她辞掉工作,还卖掉了原先位于花都区的住房,举家搬到了白云区一处配备有小学的花园小区里。这样做的收获是,尚在读幼儿园的王晓涵获得了这所优质民办小学的学位。

    不久后,陈春梅在一家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整天用英语在电话里跟海外客户商谈冗繁的产品采购事宜。工作之外,她将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儿子身上。她带王晓涵去参观博物馆、给他讲各种励志故事、陪他在大自然里玩耍,鼓励他树立远大人生目标。

    在父母帮助下,王晓涵在幼儿园毕业前就已经学完了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像陈春梅一样,这位父亲也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只要周末不用加班,他都会陪孩子去参加校外辅导。

    “有人笑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太操之过急了,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话慢条斯理但又神色坚毅的陈春梅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她必须看得更长远,才能让孩子在将来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父母的引导下,王晓涵从一年级就开始学着自我管理。做作业时,他会在书桌旁摆上一个小闹钟,提醒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几乎都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了。每天放学回家后,他就独自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学习。如果能早点做完作业的话,他不但能够多看一会《白雪公主》和《海底两万里》之类的课外书,还能有更多时间练习吹奏他刚接触到的单簧管。

    父母这时经常会带王晓涵去广州的大学校园里参观。他们常常指着宽敞的操场和巨大的教学楼告诉他,只要努力学习,有朝一日他也能在这里读书。

    王晓涵就读的白云区方圆实验小学是一所面积不算太大,但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的民办学校。这所有近1300名学生的小学四处整洁明亮,绿树成荫,甚至拥有一个游泳池。

    该校校监梁妙仪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所小学去年有超过93%的毕业生升入了广州市的优质中学。“我们的使命是要让孩子更早地站在成功的跑道上。”这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育专家说,尽管一向坚持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但她也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

    在这所学校,每周三和周五下午都是艺术课程时间,学生们都会在这两个下午参加各自喜爱的包括乐器演奏、舞蹈、书画、合唱在内的诸多活动。

    但过去几周里,为了备考,包括王晓涵在内的所有六年级学生都已经停止了这些活动。当低年级学生在活动室里翩翩起舞、欢快地奏响乐器,或是在操场上挥舞双截棍时,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呆在教室里,接受最后的考前冲刺辅导。

    艰难生涯

    跟往年一样,在这个炎热的五六月份,广州市的小学毕业生将迎来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挑战:升初中。

    但就像走迷宫一样,光是搞清有哪些途径升入中学,就会令那些备战的家长和孩子们头痛不已:目前广州“小升初”大致有8大途径,包括电脑派位、对口直升、推荐生、民校单考(联考)、公办学校转学考、外国语学校考试。

    正常情况下,小学生会按照划分好的地理片区,以就近入学的原则升入对口中学,或者在电脑派位中被分配到某所中学。但对于那些期望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安排充满风险——在僧多粥少的现实里,只有少数学生能幸运地通过就近入学或电脑派位这样的途径进入优质名校。如果对对口中学或电脑排位不满意,学生则只能参加其他学校的招生考试。

    于是,每年夏天,大量小学毕业生们都会投入到小升初的战斗中去。

    去年,有4万名小学生参加了广州市16所优质民校的小升初考试,报名录取比率高达13:1。这是个残酷的数字——就在去年,广东高考的录取率超过了80%。

    在王晓涵所在的小区内的家长眼里,小学毕业生就读对口直升的那所中学简直就像是一场灾难。白云区一位小学老师说,过去数年中,她只有少数几名学生就读于这所中学,而且没过多久,就都找关系花高价转到了别的学校。

    该校位于一片工厂和出租屋密集的杂乱社区里,因为正在修建新的教学楼,大部分学生已经在行政楼临时改造的逼仄教室里上了几个月课。如果你经过教室的窗外,会不时能看到无心读书的孩子正趴在课桌上睡觉。课间时分,除了操场上奔跑打球的学生外,学校里几乎看不到其他课外活动的迹象。

    早几年前,这所学校附近的一间杂货铺老板时常会看到学生在校门外打架,还有些男学生一出门就把香烟叼在嘴上。“男女生勾肩搭背的情况也很常见。”所幸的是,这位老板补充说,这样的现象近几年已经有所好转。

    有家长夸张地说,如果孩子落入这样的学校,那她宁愿选择“自杀”。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有良好师资和浓厚学风的学校里读书,能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足够大的体育运动场地。

    “我们有时甚至会招不到足够的学生。”这所对口中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无奈地说,成绩好的学生都去报考别的学校了。他形容学校的处境“像被压在石头下面的草一样”。他对学校的发展感到不安,“生源无法保证,导致了学校成绩难以提升,这已经成为恶性循环”。

    要摆脱这所中学,周边的小学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刻苦读书。不仅如此,家长还会通过让孩子参加奥数、英语之类的辅导班,为孩子增加砝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英语教师说:“要改变命运,他们就得被学习的皮鞭抽着前进。”

    从三年级开始,王晓涵就开始学习奥数了。从那时开始,他每周六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远离家里的越秀区参加奥数辅导。而在他参加的那间奥数培训机构里,无论寒暑,周末永远有学生和家长的身影。

    在公交车上的无聊时间里,他的父亲常会跟他玩“24点”扑克牌游戏——父亲相信这样的游戏有助于开发孩子的数学思维。每赢一盘,王晓涵就能获得5分钟玩电脑游戏的时间。

    在小升初战场上,如果学生能获得奥数竞赛的获奖证书,这就将有助于他在无数的竞争者中获得优势——奥数成绩优异的学生能获得不少优质中学的青睐,甚至还可能因此直接获得入学资格。除此之外,在英语竞赛中获得好名次,拿到各种乐器的高级别证书,也将有助于进入好的中学。

    一位学生家长说,他的朋友让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补习英语,除了周末的家庭教师外,每年寒暑假还会让孩子参加外国教师授课的英语辅导班,“听说这几年里,孩子光学英语就花了近十万元”。

    而许多家庭都是如此,在数年时间里耗费无数时间、金钱与精力,去争取一个的难测的结局。

    王晓涵是一名刻苦的学生。当别的同学下课后四处玩耍时,他常常会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安静地做着练习题。寒暑假期间,他甚至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连几个小时地做着假期作业。

    “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有为之奋斗的强烈愿望。”一位老师说。不仅如此,王晓涵的独立思考能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王晓涵主动找到老师,说自己的写作能力还需要提高,这令老师惊讶不已。

    四年级的时候,王晓涵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课外辅导。当孩子坐在教室里上课时,家长们常常聚在一起,一边抱怨小升初的竞争残酷,一边打听着各种有助于提升学习成绩的经验。

    这年,陈春梅再次辞掉了工作。在最近两年中,这位母亲将所有心思都花在了陪伴王晓涵上面。她每天为儿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晚上陪着他一同散步。每当孩子为紧张的学习感到烦躁之时,她就会坐在孩子身边,耐心地鼓励他坚持下去。

    而王晓涵也总以优异考试成绩回报父母。在期中、期末考试中,他的成绩总能位居年级前列。父母经常鼓励他多跟别的同学聊天玩耍,他们希望孩子的性格能更外向些。

    凯旋

    那些考试成绩普通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感觉很变态,我快被逼疯了。”白云区方圆实验小学另一学生陈铭的母亲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最近这段时间,每当提到小升初这个话题,这位母亲常常会气急败坏如此抱怨。由于孩子学习成绩在班上只处于中等水平,她现在开始怀疑自己早年的教育方式是否错了。

    这位母亲在过去一直以“健康和快乐”作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跟学习成绩相比,她更看重孩子是否快乐。在她眼里,对成绩的苛刻要求会扼杀孩子的天性,“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孩子长大之后就难有健全的人格。”她过去总这样认为。

    过去几年中,她总是鼓励陈铭阅读自然、历史之类的课外书,积极支持孩子参加无线电航模兴趣小组。当孩子拿回成绩不理想的试卷时,她从不会流露出责备之意。她在国外的亲戚所说的一些事情令她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亲戚告诉她,外国的小学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玩耍。

    梁妙仪对此也深有感触。多年前,她曾带领一群小学生组成的管乐团到澳大利亚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当澳大利亚的小学生满脸兴奋地演奏了一支听上去乱糟糟的乐曲之后,中国的小学生旋即以一曲难度极高的世界名曲 《凯旋》震惊了对方。但原本安排的交流环节也随之泡汤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孩子对梁妙仪说:“中国孩子太厉害了,他没办法跟对方交流。”

    梁妙仪当时的感受不是自豪,而是感叹:“我们的孩子通过艰苦训练才具有这样高的水平,但澳大利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去学习,没有人要求他们一定要达到多高的水平。”与中国小学生精准的旋律和节奏相比,梁妙仪承认,澳大利亚孩子演奏时脸上绽放的快乐光芒更能打动她。

    这位大半生从事小学教育的校监唏嘘地说,激烈的小升初考试,让无数小学生不得不将自己打造成一台“考试机器”。“教育能挽救人,但僵化的教育则会杀死人。”她说。

    随着小升初的逐步逼近,陈铭母亲保持了多年的轻松心态也被逐渐扭转。参加学校的家长会时,她发现“好像每个家长都在谈论关于小升初的话题”,而自己的儿子有时也开始为考什么学校感到烦恼。

    最终,她像陈春梅一样,加入了陪读父母的阵营,每个周末早出晚归地跟着孩子参加辅导。她还请了家庭教师,对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辅导。

    最近这个学期里,由于陈铭的成绩没有大的起色,以至于这位母亲悲观地认为,她和孩子处于小升初链条上的最末端,只能被命运摆布。

    这样的恐慌一直在学生家长中蔓延:他们将孩子输在初中起跑线上视为难以接受的打击。类似《虎妈战歌》这样的教育类书籍总是备受追捧。不准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必须达到优秀、必须学习钢琴或者小提琴这样的严厉措施往往被家长借鉴。那位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在家长群体中也不乏拥趸。

    陈铭的母亲说,不迎合这样的教育方式,小学生很可能会输在初中这一重要的人生起跑线上。学生在糟糕的中学里逐渐变“坏”的传言经常令她感到恐惧,她为陈铭有朝一日可能身处那样环境而忧心忡忡。

    在互联网上,一位家长说,他甚至威胁孩子:如果考不上好初中,长大后就永远只能给考上的同学打工。当天晚上,他的孩子在睡梦中哭喊着惊醒过来。这位家长说,他感到十分愧疚,希望孩子将来能忘掉这件事。

    只有极少数孩子不用承担小升初的巨大压力。王晓涵的另一位同学陈炳懿就是如此。这位小学生不用为费劲考一所好初中而发愁,过去数年中,他花了许多时间投入到自己喜爱的钢琴、书画、写作、羽毛球运动中。他也喜欢看新闻,甚至能跟成年人就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争端大谈一通。这位小男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如果考不上好初中,我打算找家庭教师来辅导他几年。”在陈炳懿那充满中国古典风格的家里,做生意的父母已经为他设计好了未来——出国留学。看着一旁在宣纸上刚写下“龙腾虎跃”四个大字的孩子,她的母亲杨女士微笑着说,没有比让孩子快乐更重要的事了。

    但更多的小学生正跋涉在小升初这条艰辛而狭窄的道路上。广州大学附属中学一位老师说,大多数孩子的小升初考试不过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尝试”。这所学校每年会招收一定比例的择校生,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报考学生被录取。

    最近,这所学校正在举行新一届为期一周的“科技节”活动,校方邀请了多位大学教授到校内进行讲座,内容从“宇宙学与现代时间观”到“蝙蝠与人类的关系和栖息环境的保护”等。这样的活动在普通中学难得一见。

    广州市小升初的最后一轮考试将在6月下旬结束。最近,陈铭周末仍会准时前往辅导班上课,他在为升入一所好初中做最后的冲刺。但她的母亲越来越忧虑了:陈铭最近已经参加过两所优质学校的择校考试,但被录取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位母亲已经疲于谈论小升初这个话题了,她说:“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只能去适应。”

    而王晓涵已经不用担心小升初的竞争了——在5月19日的考试结束一周后,奋斗了六年的他在华师附中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那天下午考试结束时,骤雨初歇,在带着王晓涵回家时,陈春梅见到不少孩子正扑在父母怀里失声哭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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